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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下，数字化转型渗透产业发展并驱动生产方式变革，对产业空间布局产生深刻影响，产业转移呈现系列新特征。

产业转移空间

企业数字化转型及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降低了企业内部管理、外部沟通等成本，并催生出新型产业组织形式。这些变化对资源配置方式和空间载体都产生重要影响，逐渐重塑产业集聚形态和产业转移的空间范围，产业集聚形态从地理集聚为主逐步转向虚拟集聚。

随着交通便捷度提高和物流运输覆盖范围迅速扩张，产品运输效率持续上升且成本显著下降，进而支撑产业集聚形态的再造。数字经济对虚拟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数字技术融入生产环节。“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模式不断扩张，远程生产控制与智能生产成为可能，生产环节数字化和智能化构成虚拟集聚的物质基础，打破地理空间对产业集聚的束缚。二是低门槛、强兼容和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快速兴起并渗透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领域。在提高各环节效率、深化分工和缩减成本等考量下，企业将价值链部分环节由线下转移至线上，并在基于互联网平台和企业群体构建的模块式网络社区中共享市场信息、先进技术及人才等稀缺资源，实现上下游企业、产品供需方的快速搜寻与精准匹配，逐步形成虚实结合的产业集聚形态。

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迈上云端，将研发设计、经营管理和销售服务等环节转移至线上，构成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的交互模式，并跳出传统单维度、直线式的竞争或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企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在地理集聚之外衍生出虚拟集聚形态。要素资源虚拟化集聚、平台化运营和网络化协同是虚拟集聚的重要特征。传统经济形态下，资源配置主要在地理空间内进行，上下游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分布形态。但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背景下，生产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生产要素由成本层面驱动企业集聚的效果趋减，产业地理空间关联相对弱化。

相比基于地理空间集聚的集群，虚拟产业集群不仅具备前者在提高企业沟通效率、优化分工协作、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效用，还在强化供应链管理、畅通供需双方信息交流与反馈，进而提升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协调性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缓解传统集聚形态下企业交互成本因地理距离扩张而上升的局面。虚拟集聚的悄然出现和兴起正逐步改变产业地理空间集聚现状，数据等新型资源在更广阔的覆盖范围以更精确的供需匹配实现优化配置，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转移的空间可达范围逐渐扩大。传统产业转移多为要素成本驱动，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中西部迁移的产业随地理距离拉大而规模逐渐缩小，类型单一化和低端化趋势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转移距离增大使得劳动力成本和地租降幅无法对冲交易成本涨幅。产品供需方对接及企业间交流效率随距离增大而迅速降低，市场信息和技术创新传播滞后性持续放大，削弱企业的市场占有和扩张能力，形成产业转移的无形空间边界。其中，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由于对即时信息、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的依赖性较强，交易成本与时间成本涨幅高而较早达到成本阈值，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低端产业转移的可达空间范围较小。一方面，数字化管理和互联网平台普及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和企业间协调成本，通过线上方式优化企业组织管理，强化价值链各环节协同，缩小内部沟通交流成本，也扭转企业间协调成本随空间距离增加而增长的局面，打破长地理距离下企业游离在产业网络之外的格局。另一方面，企业网络社区和新型交互方式破除了因地理距离形成的信息和技术传输滞后性，改变接触式和顺梯度扩散路径，市场信息、科技创新及技术进步经由网络社区进行跨梯度、点对点式传播和精准对接，搜寻成本亦随之下降。

产业转移模式

整体搬迁是传统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转移对象多为产业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当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要素成本差异过大时便诱发企业整体搬迁。总部与分机构分离的主要推动力为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高成本，总部侧重的高素质劳动力和即时市场信息等要素与分机构更需要的廉价土地和一般劳动力等要素在空间分布上往往呈现分离格局，且难以跨区域流动，进而推动企业价值链跨区域布局。总部与分机构的分离虽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但客观上增加了组织、管理和协调成本，企业将面临生产成本与组织协调成本的权衡。

数字经济发展有效降低总部与分机构跨区域布局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深入推进，企业生产和组织管理模式深度变革，进一步提升“总部—分机构”跨区域布局的可操作性。智能化生产方面，我国工业领域数字化步伐加快，通过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工业设备中加载数字控制、智能分析、数字通信等设备，实现生产的数字化感知、分析和决策辅助，互联网监测平台连接至关键生产设备实现全方位、全时段的自动化监测预警和运行维护，智能化生产奠定了“总部—分机构”分离的物质基础。数字化管理方面，线上办公、线上招聘等无接触管理模式逐步推广，企业内部网络社区创新员工沟通方式，企业组织和管理扁平化，逐步实现高效且低成本的组织管理与内部交流。网络化协同方面，企业依托互联网社区进行线上交互，虚拟集聚形态强化企业外迁分机构的动力，推动总部向经济核心区靠拢。在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下，人、机、物全面联网的生产体系逐渐成形。企业倾向于采用保留总部、外迁分机构的转移形式，以较低成本使用经济核心区的便利市场信息、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同时最大幅度缩小地价、环境污染等要素成本上升对利润空间的挤压。

数字经济梯度与传统产业梯度并不完全一致。东部沿海地区依托扎实的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及高端产业结构，集中优势资源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在整体规模和产业形态多样化方面优势突出，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50%。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整体规模较小，但部分省份在政策扶持、承接东部地区技术扩散及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能源、气候等自然条件优势，在数字经济特定产业和形态上取得显著进展。贵州、重庆、广西和山西等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迅速，河南信息服务业及陕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相继进入国家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梯度差距。此外，在东数西算工程支持下，西部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优势进一步显现。东部算力基础设施与数据处理、存储需求存在较大缺口，中西部地区算力和能源资源丰富，能够满足时延要求较低的数据计算与存储。2022年2月，多部门联合发文同意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在中西部地区相应布局6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引导东部算力需求流向西部并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深化东西部数字产业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转移的转出地与承接地梯度差异缩小，区际产业转移多向推进，形成多样化的产业转移新路径。传统产业转移以要素成本差异为核心驱动力，由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要素成本洼地梯度转移和集聚。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逐步融合，智能制造规模不断壮大，降低了用工依赖和用地需求。提高效率和优化分工协作成为利润增长的新突破口，人力资本、技术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更为突出。产业转移驱动力变化推动产业转移路径转向，部分制造业逐渐回流至东部沿海地区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提高制造能力和生产效率。

作者：席强敏

单位：性交视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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